今年的聖誕節太美好。而其中最美好的一件事,就是我和 M 夫人再次搭上話了。這輩子,遇到的良師益友不勝其數。然 M 夫人是唯一一位讓我在心中謙卑地稱呼她為「Mentor」的人。因為自己的殘敗,前陣子一直閃躲著她。只敢在心中一遍一遍地迴帶她的聲音是如何優雅而從容地,將那些大部頭的論述,化成篇篇,翩翩,繞樑三日餘韻不絕地篇章。想著她,我坐下來,鼓起勇氣,把我想寫但一直不敢寫的,努力寫出來。先從 Bonachela Dance Company 開始。不過,請閱讀者的你,務必配合服用下面的音樂。快按下播放鍵吧 !
Complicite 在 A Disappearing Number 中,有用到印度鼓及印度舞的元素,而在 Shun Kin 春琴中,則向日本文樂偶戲師法,試圖營造符合谷崎潤一郎在「陰翳禮贊」中的美學觀。谷崎潤一郎的原著「春琴抄」,以第三者考究的角度,述說明治年間一位盲人三弦琴師傅春琴與她忠實的僕人/丈夫佐助的故事。從第一人稱「我」行經春琴在大阪的墓地,因而前去探訪為始,帶出「我」一路尋著後人編載的春琴傳記,輔以僕人或前輩的言證,反覆考察思索的過程。雖然全書刻意營造紀實意味,包括細標年代、詳述背景,且「我」對書中書的春琴傳記不時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臆想,但整個故事都是谷崎潤一朗虛構的。而在 Complicite 的改編版本中,除了在原作的「明治年間的春琴與佐助」以及「昭和年間第一人稱敘述者『我』」兩個時空之間,再多加上一個角色:現代__平成年間__的中年女性配音員,擔任旁白角色。
一直不敢寫 Complicite。我對 Simon McBurney 的演技和導演功力是肯定的,至少半年前的 Endgame 留下不壞的餘味。也許少了那麼一點深刻的蘊釀,但也就多了幾分平易近人的淺近感。對於大部分走入 West End 的人客們,應該是合乎大多人的需求。反倒是 Simon McBurney 所領軍的 Complicite 劇團,聽過太多人的大力稱讚,我卻一直如刺哽喉,總是看得不大爽快。簡單說來,Complicite 力求多種元素混合併用,包括偶戲、投影、影片、異文化的援用等,而在敘事上多以多重線索、多元時空交錯並進,將當下的角色,和過去事件承接呼應。這些特色,在劇團完全主導創作的 「A Disappearing Number 消失的數字」和「Shun-Kin 春琴」中都十分明顯。
先說 A Disappearing Number 罷。一直不敢寫這場戲的心得,主要是因為裡面提到了我花一輩子試著逃離的數學啊 ! 我承認數學是美麗的,但我對它的理解也僅止於隱約的詩意而已。戲的起點是一場旁白,帶著莎劇式開場白的意味,強調了劇場的「戲劇性/虛假性」。開場白拉出了第一幕,
2003 年,Tate Modern 和 Tate Britain 的負責人 Nicholas Serota 以擴展多元文化與國際視野為期許,任用了來自南歐的 Vicente Todoli 為 Tate Modern 的策展總監。這位西班牙人是葡萄牙第一座大型現代美術館 Serralves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的創始成員之一,而他在 Tate Modern 上任的五年來,對引進南歐與拉丁美洲的藝術家們不遺餘力,包括了墨西哥的 Damián Ortega,巴西的 Hélio Oiticica,哥倫比亞的 Doris Salcedo。這些藝術家們,長期以來沒有得到西方國家應有的重視,儘管他們作品充滿了獨特的創造力與爆發力。現在正在 Turbine Hall 展出的法國藝術家 Gonzales-Foerster ,也曾在里約熱內盧待過半年。而在四樓,正對著 Rothko 展場,目前展出的是概念藝術家 Cildo Meireles 的作品。
這位來自巴西的藝術家,1948年出生於里約。十五歲時跟著畫家及陶瓷藝術家 Barrenechea 學習,十九歲時進入國家美術學院 Escola Nacional de Belas Artes 就讀。對 Cildo Meireles 來說,藝術是他表達對現實不滿最直接的途徑。當時巴西的媒體業,包括報章雜誌、電視電台,都受軍方控制,左翼藝術家們受到嚴密的監控。在深受壓抑的氣氛下, Meireles 尋求一個可以向廣大社會群眾發聲的管道,而這促成了 Insertions Into Ideological Circuit 計畫的誕生。他將含有政治意涵的標語、宣言印在鈔票上面,藉由付房租、買雜貨等日常消費活動,讓這些紙鈔在市面上流通。藉由「印上宣言」這個行為,原本的消費行為轉化為批判思考的交流活動。
此外,他也在可口可樂玻璃瓶上用和商標相近的顏料,將標語印製上去,再送回回收廠,進行下一次的消毒、裝瓶、配送、販賣。由於顏色、字體相近,消費者往往在喝下飲料時才會發現他們手中的玻璃瓶被人動過了手腳,已不是單純的可樂瓶,而是宣示著諸如「Yankee Go Home! 洋基佬滾回去!」之類政治標語的容器。將消費行為裡的貨物流通轉化為思想意識的傳播,
我還記得半年前看這場表演的場景。總是堅持緊臨舞台,要呼吸著舞者的喘息聽聞關節的扭動的我,大概是因為真的瀕臨沿街行乞的窘境,而不得已地買了二樓的座位。季節交錯乍暖還寒又是讓人摸不著頭緒如何穿衣的時節,總是過度興奮地迎接夏季而過早地裸露了臂膀腰際,搞得自己身體有點些微的著涼不適。雖然坐在不如人意的位子,心上惦著申請學校的壓力,體內還有些風寒,但舞台上行進的一切,完全地迷惑了我的眼,讓我由內到外地醒覺,興奮極了……那樣爆發著的滿足感,是看越多表演、越少得到的。開心到想找 M 夫人聊聊。沒想到隔幾天的評論,卻是低迷地令我吃驚。轉眼間忙著忙著又到年底,這場在我心中應有 2010 前十的舞,的確是該寫寫。
Marie Chouinard,來自加拿大的編舞家,一開始是獨舞者,七八零年代,她驚世駭俗的舞作引起爭議也奠定了她的名聲。
Schüssel / Bowl, 1981
Tony Cragg 式的現成物藝術,在於講求工整的排列,藉由羅列來啟發物件、生活與外界環境的種種關係。
Fast Particles all kinds of materials on wood, wax, 1995
Tony Cragg 使用現成物來作為媒材,運用了商品本身的商業標籤與功能關聯,同時帶出消費者與使用者的使用記憶。
而後,他將塑膠碎片拼貼於牆上完成個人的肖像畫,其中最著名的便是 1981 年的 Britain Seen from the North。雖然 1949 年出生於英國利物浦,並且在倫敦的 Wimbledon School of Art 與 Royal College of Art 完成學業,同時在 1988 年拿下指標性的透納獎 (Turner Prize),但其實自 1977 年從 RCA 畢業之後,Cragg 便搬到德國的 Wuppertal 定居。1981 年,正當英國處於經濟與政治的動盪轉捩點時,Cragg 回到英國旅遊,運用當時他常用的各種彩色塑膠碎片來作畫,
通常,同一個舞團的舞者會有越來越相似的肢體語言,這是顯而易見又理所當然的事實。然而,Candoco 的殘疾舞者們由於身體上的限制,使他們在呈現動作時,會有不同於其他人的重心轉移,由於有侷限,因此有妥協、有變通,同時也讓一個動作在不同人身上多了好幾個不同的版本。Just like creating a whole new composition by juxtaposing similar but varied images together. 一般的舞團在群舞的時候,通常就是要呈現動作的一致或相呼應,但用在 Candoco 身上,卻出現截然不同的結果。原本應該是一致性,卻只是更加突顯每個個體再如何調整仍然歧異不斷的存在感。
這個重點在今晚的舞碼更是一顯無遺。第一段是由紐約編舞家 Sarah Michelson 創作的 Hangman,以數個芭蕾舞的動作為基礎,極盡誇張、僵硬、笨拙之能事,在交響樂激烈地不斷高亢著、對比著舞者不苟言笑的表情、拉扯筋肉做著毫無意義的動作,刻意地因重心不穩而胸背相撞,芭蕾中優雅的雙人舞變成粗魯的互相攀附。舞到台下,女舞者一臉正色地將身體擺放成不舒服又不美觀的姿勢,男舞者一面幫忙穩定重心、一面從女舞者的腰包掏出 Turkish Delight 分給前方觀眾__他也丟了一個給我__。正經八百地演出一場現代舞的搞笑劇。
直到這個夏天,這一堂課。我從來不相信自己可以畫畫。總是覺得小時候的塗鴉丟人的可笑。第一天時我真是害怕極了。雖然早就做好心理建設,告訴自己,反正全班裡,我一定是最遜的那一個。在這方面我的手殘肢障,自己實在再瞭解不過了。就放寬心吧。雖然一直這樣地鎮定自己,還是免不了手上心頭的慌亂。即使 Charlotte 和 Julie 再怎樣的親切微笑鼓勵,習慣英國人的我,總是不會相信他們表面的甜話膩耳。拿著筆的我,其實耳朵只留神於她們音調高低的轉換,評斷著她們的讚賞裡,哪些是真,哪些帶著義務的勉強。
工廠空間是城市地貌裡獨樹一幟的景觀。隨著商業活動的興起,工廠代表了上一代的奮鬥與沒落,人類活動與生活形態的改變。同時之間,它們完全針對功能性的考量,又呼應著二十世紀初的設計美學。台北有華山、建國酒廠和松山菸廠,都是將工廠空間有效轉換再利用的例子。而 Tate Modern 的改造,更是讓這座才成立十年的現代美術館,成為倫敦最多參觀人次的美術館。
在十九世紀,歐洲正面臨政治與經濟上的巨變,包括了民族主義的興起、帝國的共組與瓦解,工業革命的散佈促使了經濟與社會結構的改變,科學發展的日新月異,馬克斯思想的興起等等,瞬息萬變的大環境,也衝擊著藝術與文化,一反十八世紀的新古典與理性主義,開始了浪漫主義與印象派,並在十九世紀下半激起了象徵主義的發展。而在 1890 年代,產生了所謂的 Fin de Siecle 時期,此時的文學與藝術大家,如唯美主義的王爾德,畫下巴黎蒙馬特的妓女、舞伶身影的羅特列克,其作品都旨在捕捉當時面對世紀末的不安、困惑、放蕩、頹廢 (Decadence)。
Anselm Kiefer的展覽,已成為倫敦每年都讓人期待的盛事,其 作品除了每年在White Cube展出,也經常佔據 V & A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RA (Royal Academy of Arts)、Tate的展場。有人說,在這個藝術越來越商品化、服膺於市場喜好的運作之下,Anselm Kiefer是現今少見的「嚴肅藝術家」,他的作品的始點,總是許多人不願正視的主題:歷史,集體記憶,傷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