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覽/藝術]進入 Anselm Kiefer 的語義迷宮 @ 夏行者在巴黎

本文已刊載於藝術收藏與設計

Anselm Kiefer的展覽，已成為倫敦每年都讓人期待的盛事，其作品除了每年在White Cube展出，也經常佔據 V & A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RA (Royal Academy of Arts)、Tate的展場。有人說，在這個藝術越來越商品化、服膺於市場喜好的運作之下，Anselm Kiefer是現今少見的「嚴肅藝術家」，他的作品的始點，總是許多人不願正視的主題：歷史，集體記憶，傷痛。

這一切，都和Anselm Kiefer的背景習習相關。出生於1945年，正是二次大戰結束的那一年，也是他的祖國德國成為戰敗國的一年。在希特勒納粹統治期間，文化、藝術、思想的活動都受到嚴重壓迫，因此當大戰結束，德國人面對的不只是戰敗的恥辱、經濟的挫敗，同時還有藝文上的落後。國家內部的不安，加上國際間深恐納粹主義的餘毒復燃，造成德國人在戰後十年間，一直對納粹歷史抱持逃避與刻意遺忘的態度。當時的藝術家們，急於認識與擁抱在戰爭期間新興於其他國家的抽象主義。抽象主義之所以成為戰後德國藝術圈的潮流，是因為不合納粹品味，於是戰後英法美等佔領國有意識地重振抽象主義在德國的地位。而人們心中的不安、對國家自我認同的質疑，則促進了存在主義思潮的發展，強調個人意識、探討生存本質，迴避歷史、社會等大環境相關議題。急於發展的熱切與對過去的隱晦壓抑，造就了社會上充滿矛盾的氣氛。

直到五零年代末，才有Joseph Beuys、Eugen Schonbeck、George Baselitz等人的興起，反當時主流的抽象主義之道，以各種形式的繪畫、版畫來將別人視為燙手山芋的德國歷史、精神、象徵符號、個人與社會等主題融入作品之中，鼓勵德國人正視自己的文化與過去。Beuys 認為德國人應該要接納納粹存在的事實，將它視為自身的一部分去認識、剖析，而這樣的觀念深深吸引了年輕的Anselm Kiefer。原本修習法律與羅曼語系的Kiefer在1965年轉而學習藝術，雖然不是Beuys的正式學生，但他們都試圖將德國的過去、現在、未來透過美學語彙串連起來。德國固有的浪漫主義、歌德傳統及威瑪的古典主義、及至納粹思想等等，Beuys 都公開納為德國記憶的一部分，在當時一片壓抑的氣氛中，能夠如此將歷史兼容並蓄的人非常少見，Beuys突破性的見解，以及他對神話、寓言、圖騰、傳承、宗教等概念的偏好，都對Kiefer有深刻的啟發。

在Anselm Kiefer成長的年代，經歷過Year Zero、抽象主義、及極簡主義的興起，這些都在他早期的作品中留下痕跡。但是，Kiefer卻走出截然不同、獨樹一幟的道路。他不認同極簡主義致力於將各種元素以客觀角度離析拆解，以各種幾何圖形、基本元素為創作主題，打破意符與意旨間的聯繫，消弭主觀意識的干擾。他在六零年代備受爭議的Occupations展，即可看出他和當時正紅的極簡主義已分道揚鑣。在一系列的自我肖像照片裡，Kiefer身著納粹軍服，在法國、義大利、瑞士等地在鏡頭前做著向希特勒致敬的手勢，這代表了德國人對於這段不光采的歷史的正面對決。Kiefer打破了社會上避而不談的心態，而一舉刺激大家正視國家與自我認同的追尋。同時，以自我身體作為藝術的素材，結合表演、雕塑、影像為媒介，也是六零年代興起的潮流。

Quaternity 1973

在七零年代，Kiefer開始使用隱喻的方式傳達他的創作概念，此時他反覆用自己的畫室為場景，清晰的木紋營造出獨特的空間感。1973年的Parsifal，指的是華格納以聖杯傳奇為背景所寫的歌劇。在此系列畫作中，都是以不同角度的工作室為舞台，厚實木紋的大地色和窗外冷冽的寒色調恰成對比，藉由搖籃、刀劍、箭矢等來闡述故事的情節。而在作品Quaternity (1973)中，在木紋遍布的地板上憑空冒出三團火焰，分別標上德文的聖父、聖子、聖靈，天主教的三位一體。而標題中的第四「位」是什麼呢？就在三把火旁，一條象徵撒旦的蛇正俟機而動。正如Kiefer在作品中探索納粹的意義，宗教意象也在Kiefer 的作品中被重新詮譯、挑戰。有相似的空間感、同樣以火焰為代號的，則是Germany’s Spiritual Heros (1973)，木材堆砌出一座通往未知的寬敞長廊或是門廳，兩旁的柱子上，一束束紅色火焰正在跳動。強烈的建築空間感、木紋和火焰，是Kiefer早期畫作的重要符號，而其用靜物來說故事的方式，不禁讓人聯想起梵古的臥房畫作。

之後，Kiefer也持續在作品中展現對自我歷史的省思。除了在照片中擺出向希特勒致敬的手勢，他在畫作上寫上流傳在二次大戰中被戰亂摧殘的Pomerania地區(德國和波蘭北部)的搖籃曲 (Cockchafer Fly, 1974)，而在作品如Operation Winter Storm 、Operation Sea Lion I、Margarete、Nuremburg等也都和納粹歷史相連接。雕塑作品Palette With Wings，調色盤長出巨大的鋼鐵羽翼，將他於1981年所繪的Palette畫作化為立體生動的飛翔，正象徵著 Kiefer不斷地透過創作，探討自身歷史與認同的難解命題。

不過，縈繞在Kiefer心頭的，並不只是二次大戰的德國。Kiefer 多方運用宗教、神話、鄉野傳說、文學、神祕學等，豐富其創作的動機與作品的意涵層次感。如以長髮公主Rapunzel為題的畫作，扭曲的高塔上不見人影，只有長髮如黑霧如夢靨層層裹住高塔，將傳說、童話進行不同角度的演繹。

在Kiefer 的作品中，經常可以發現神祕學的影子。從Robert Fludd，這位傳說為祕密組織薔薇十字會的主要成員，到卡巴拉、猶太教的神祕經典、生命之樹的內涵、神聖幾何的概念等等，都是 Kiefer的創作靈感。應該說，Kiefer創作的，不只是單一作品，而是援引各家思想後，擬造出專屬於他的宇宙觀。就像 William Blake的著名詩句：「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在Kiefer心中，地球上的萬事萬物，人與自然，都和宇宙間的星體習習相關，也因此，星象成為他作品中一再出現的主題。2007年於巴黎大皇宮的展出以「眾星殞落Sternenfall (Falling Stars)」為題，同名畫作是一名男子仰躺於地上，而藍絲絨一般的夜空，星光晃動星色奔落，枕於地球而呼吸繁星於胸臆之間，是Kiefer遼闊的心靈風景。在一系列以鋼鐵製成一本本厚重書頁的雕塑裡，從書頁間流洩而出的流星、花草，則將星星和知識、思想作了類比。2002年的Merkaba展，是Kiefer援引猶太教及聖經的另一個例子。Merkaba在希伯來文指的是戰車，引用自The Sefer Hechaloth，指的是由天使駕駛、從地上穿過七個天庭來到上帝面前的戰車。在此展覽裡，可以感覺到Kiefer漸趨一致的創作風格，Kiefer似乎在建造一系列的現代遺跡，一座座都承載著人類的歷史，人類與自然共創的史詩。結合神祕學與傳說，神祕幾何、天使戰車、仙女座等都在Kiefer的手中現形。

2007 Sternenfall / Exploding books

詩歌也是Kiefer的世界裡不可或缺的元素。Kiefer 其中最常出現的，當屬奧地利詩人Ingeborg Bachman 和德國猶太詩人Paul Celan的作品。他們的詩句被題在許多畫作上，文字和影像交相撞擊出多層次的詩意。包含三十幅畫作的 Journey to the End of Night則是獻給法國文學家Ferdinand Celine。

Journey to the End of Night

2006年，同樣於White Cube展出的Aperiatur Terra，原文出自以賽亞書，意指「Let the earth be opened」，而接在本句後的，是「and bud forth a saviour and let justice spring up at the same time.」以復活節為發想，探討基督復活的故事裡，死亡與再生齊舞的意象。十八幅大幅畫作緊密排列成一幅巨幅作品，畫作前方的地上橫躺著巨大的棕櫚樹幹，這系列作品名為Palm Sunday，是復活節的前一個星期天，傳統上，在這天會分送綁有棕櫚葉的十字架，以紀念耶穌在這天到達耶路撒冷時，民眾手持樹枝夾道歡迎的景像。作品以包括植物種子、樹幹、沙礫、稻桿、陶土等等材料，而在畫作的邊緣，Kiefer一如往常地，使用炭筆或粉筆書寫下一句句短語，分別摘自聖經、詩歌或引自拉丁成語。

2006 Aperiatur Terra

近年來，Anselm Kiefer在倫敦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展出，當屬2007年，Anselm Kiefer在RAA的中庭裡立了兩座塔。分別是五層樓和六層樓高，水泥的外牆、突出的鋼筋宛如傾頹的現代廢墟，往上堆疊的每一層都是不同角度，就像一個個灰色的方盒子顫巍巍的保持著呼吸瞬間的平衡，隨時會崩塌。這場名為Jericho的裝置展覽，其實是Kiefer一系列作品中的一部分。類似的展覽包2005年在米蘭展出的“The Seven Heavenly Palaces”，在巴黎的「流星」展Sternenfall (Falling Stars)，都曾展出過類似的作品。而在法國南部普羅旺斯Barjac的La Ribaute，這裡是廣達35公頃的開放工作室，身體力行地實踐著Gesamtkunstwerk(Total Artwork)，這是專屬於他的藝術園區，在這裡，數座和Jericho相似的水泥塔散落於原野之間，在蘆芒搖曳間，宛如現代的巨石陣，好像是動畫天空之城的場景。我們彷彿成了未來人，看著二十世紀遺留的廢墟。而在今年七月，Anselm Kiefer更將他的荒塔搬入巴士底歌劇院，十二座高塔象徵以色列的十二個部族，做為歌劇Am Anfang (In the Beginning)的場景。

Jericho / Anselm Kiefer / The courtyard of the Royal Academy

Jericho / 塔內的細節

在此次展出中，White Cube兩館分別展出Anselm Kiefer 的不同作品。在Mason’s Yard 展出的是Karfunkelfee，在Hoxton Square展出的是The Fertile Crescent。在兩個作品中，都可以看到Anselm Kiefer特有的氛圍感染能力。Karfunkelfee系列，每個「畫作」都是用雙聯(diptych) 和三聯畫幕 (Triptych)的方式完成，延用其一貫的風格，畫作不只是畫作，而運用了許多大地元素，如乾裂的土壤、植物荊棘及各種Ready made 的材料，組合而成半立體的作品。標題Karfunkelfee 指的是奧地利詩人Ingeborg Bachmann的同名詩篇Karfunkel Fee (Carbuncle Fairy)。這個精靈模糊的個性、來去無蹤的行跡讓Anselm Kiefer 著迷，即使不瞭解Bachmann的詩，站在Kiefer宛如櫥窗的巨大作品前，好像通往異世界的入口。彷彿身處北國冬季午后陰暗蕭瑟的情境裡，耳邊呼嘯的風聲一句句都是無盡的低訴呢喃，而在枝葉紛落之間時空交錯，虛實相擊，是讓人渴望逃離又甘願停留的迷宮。

「On the golden bridge, only he who might know

the fairy’s secret word can win.

I’m sorry to say, along with our last snow,

it melted in the garden.」 By Ingeborg Bachmann

在Hoxton Square展出的，則是The Fertile Crescent。發想於Kiefer在十五年前的一次印度旅行，當時在鄉下看到的燒磚工廠在Kiefer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這次的作品中，Kiefer將日曬乾裂的磚片拼貼成現代金字塔，從牆上延伸散落到展室地上。對Kiefer 而言，燒磚過程就像文化、歷史之間的崩解離析再重組，作品跨越時空，同時影射遠古文化和現代人類。

Anselm Kiefer / Heliopolis / 2009

Kiefer 透過畫布顯示出來的，並不是顏料和線條的組合，而是所有來自人類與自然交互間的蛛絲馬跡。乾裂的泥土、風乾的植物、編織的簑衣、孩童的模型飛機等等，營造出記憶國度的氛圍。透過和德國歷史、神話、華格納歌劇等的交相影射，在作品上增添了一層深度，也讓除了自我探尋意義以外，多了一分遨遊Kiefer語義迷宮的樂趣。